一样的结果,不一样的体验
即便最终出现了最坏的结果,抢救的过程也能换来家属心理上的缓冲
7月23日晚,因为一起停车纠纷,一名无辜的两岁女孩被人狠狠摔向地面。
我爱人那天晚上刚好是夜班,接诊了这名女孩。
孩子被送到医院时距离被摔到地上已有40分钟,且瞳孔散大,没有自主呼吸。结合CT检查,医生判断其为急性脑干损伤。任何一位医生都很清楚这样的诊断意味着什么,即便全力抢救,也几乎没有希望。
孩子的家属要求全力抢救,医生也决定奋力一试。就这样,孩子被接上了呼吸机,开始了床边B超。医院还从血库调了血,以解决凝血功能差的问题……
抢救室内,整个病房的医生和护士,以及从其他科室请来会诊的医务人员,都整整一夜没合眼,做着各种努力。
抢救室外,家属们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孩子的父亲情绪激动地对医生连续发问:“我有什么能做的?”“为什么没有希望了?”“一定要尽全力抢救!”
大家都知道,这样的抢救必然是花钱如流水。无论是呼吸机的使用费,还是血液产品的购买费,都不是小数目。与此同时,医务人员,甚至那些通宵达旦守在ICU门口的记者也都知道,这个孩子活下来的希望几乎等于零。
“你们明知道没有希望了,为什么还要满足家属积极抢救的要求呢?为什么还要让他们花钱打水漂,最后落得人财两空呢?”我事后问我爱人。
他告诉我,哪怕只有一星半点的希望,医生也要试试看,毕竟是一条生命;就算没有希望了,只要家属要求,他们也会全力抢救,因为那是对家属最好的安慰:即便最终出现了最坏的结果,抢救的过程也能换来家属心理上的缓冲。
事不关己当然能理性面对,但真落在自己头上,又有谁能不感情用事
为抢救这个孩子几乎36个小时没有睡觉的爱人最后对我说:“虽然结果可能是一样的,但过程可以不一样。”
是的,结果一样,但过程不一样。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即便死亡的结果是一样的,但因为走向死亡的过程不一样,死亡所带来的相关问题、相关体验也会不一样。
我爱人的专业与肿瘤相关,很多幼小的孩子被送到医院前就已注定时日无多。然而,面对高昂的医药费、痛苦的治疗过程,大多数家属都会选择“尽力一试”。我曾不止一次地问过他,也问我自己:“这是为什么?”
他对我说:“事不关己时当然能理性面对,但如果真落在自己头上,又有几个人能不感情用事呢?”所以,抛开“万一有救”的概率不说,即便是年轻子女在面对家中老人离世前的抢救时,明明知道是徒劳无功的,而且老人可能会多受罪,但又有多少子女可以洒脱地放手呢?为让自己避免良心上的谴责,为给别人留下“孝顺”的说头……这些固然是一部分原因,但我宁愿相信,大多数人是从内心深处希望鬼门关上的亲人能濒死复生的。
我记起曾听我爱人说起这样一件事:一对家庭经济条件不错的夫妇在知道自己的孩子得了绝症已没有治疗的可能时,经过考虑,要求放弃治疗。我爱人告诉我,那一刻,一向替病人觉得“人财两空”不值得的他,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被父母从病房里带走,忽然觉得心里空落落地难受。虽然他明明知道,也许一个月后,最多也就半年后,孩子冰冷的身体就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是的,这就是过程和结果的差异,也是感性与理性的冲突。我们不能将两者放在理智的平台上进行比较,也无法用价值简单地进行判断。
站在理性那一方的人,要替感性之人、身处其中的人多担待、多考虑
也许正因为看到了很多生命的离去,我一向觉得自己在面对生死问题时,比其他人要理智一些、洒脱一些。我曾经坚持认为,这才是正确的生死观。所以,我不止一次地劝说那些陷入生死情感漩涡的朋友:“放手吧,没必要白费力气了。”“既然抢救是徒劳无功的,又何必坚持?”“再怎么努力,结果是不会变的。”
然而,那天下午我去医院,偶然碰到那位被摔女孩的父亲跟我爱人打招呼。他看起来精神还不错,情绪也已经平复。我才由衷地觉得,时间是把杀猪刀,所以用医生的努力换来家属接受事实的时间,纵然最后结果都一样,又怎么能说这过程是毫无意义的呢?
再推而广之,接受过医学专业训练的人都知道,在询问病人病情时要掌握主导权,了解需要了解的内容即可,别被病人的絮絮叨叨“带跑”了。可作为病人,来医生这里寻求的并非仅仅是医生的专业诊断,“话疗”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虽然那些医患之间的“碎碎念”对诊断病情、控制病情可能毫无用处,但对病人心理的安慰,对缓解当下医患之间的紧张关系总有裨益吧?
再深入地想,医患之间的“错位理解”、冷静旁观者与激动当事人之间的差异,其实都是感性和理性的冲突,既无法相互指责,但要相互理解又是何其难!只能说,站在理性那一方的人,要替感性之人、身处其中的人多担待一些、多考虑一些。毕竟在你眼中相同的“结果”,在别人那里是正被体验着的不同“过程”。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说的不就是现代医学与自然规律、生存与死亡、过程与结果之间的相互关系吗?
(作者系新华社记者。本文源自周劼人的新浪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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